近期，一个名叫卢克的大V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微博：“1992—2012这二十年，中国的腐败问题盛行……”对此，胡锡进对此做出了批评，认为这种说法与官方叙述相悖。回想本世纪初的那个十年，正是我作为记者的经历，那时我也参与了反腐报道，如今再回顾，那段时期的反腐情况与现今有很大不同。

我写的第一篇重要报道是关于2004年的湖北省省长张国光。他是在农历新年后被正式宣布调查的，这一行动在当时轰动一时。我记得当时采访了一位党校的专家，他提到这标志着反腐败斗争“进入深水区”。虽然那个时候的我并不真正理解深水区的意义，但省长被查的事件无疑是个大新闻。到2004年底，张国光因受贿被判刑11年，法院认定他受贿金额为57.2288万元。这在当今看来无疑是相对小数额，然而其牵涉的事件十分复杂，包括“慕马案”等，反映出的吏治腐败问题也不容小觑。

2006年，我又写过一篇名为《反腐台风席卷福建》的稿子。当年，福建省内发生了不少腐败案，包括工商局局长的外逃及多名地方官员的落马。福建在遭遇台风灾害后，我巧妙地将此纳入标题，回首那时的写作风格似乎有些幼稚，但那就是当时的道德标准和现实条件。

然而，回顾当年提到的“反腐进入深水区”或“反腐台风”，如今看来似乎不过是轻微的水波。无法否认，当时的案件虽有其严重性，但现今的腐败形势与权力和资金的规模已显著不同。最明显的便是腐败金额的变化。2004年，张国光的57万元受贿金额，而到2026年，湖北省委前书记蒋超良的受贿金额已达7.46亿元，其背后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提供便利，数额增长近1300倍。

此外，反腐的执行力度也在增强。从2004年只有11位省部级官员被立案，到2024年时这一数字已增至73人。尽管现在我在自媒体上谈论反腐，常常以数亿为起点，但并不意味着过去的腐败就轻微。不同之处在于反腐的力度存在明显变革。2012年后，反腐被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，查处多名高级干部，反腐事项已成为常态。

有趣的是，早期的贪官普遍涉及几十万或几百万的受贿金额。例如，2007年被执行死刑的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，其受贿款物折合649万元，曾被视为巨额，但如今看来已显得平常。

过去二十年中，腐败金额的增长远超过物价上涨，这是为何呢？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官员控制资源的能力逐渐增强，权力与经济的关联愈加密切。曾经官员的审批决定范围较小，如今涉及土地、金融、基建等一系列重大项目，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经济利益和诱惑，从简单的金钱收受演变为项目招投标和庞大资源的配置。

因此，我们在回望二十年前时，认为当时的腐败数字显得小巧，并不是因为那时的人更清廉，而是当政权力、经济体量和项目规模等背景已发生变化。可以肯定的是，2012年后，中国的反腐力度前所未有，成效显著，作为曾经参与这一事业的记者，我深感振奋。反腐不仅仅是为了写更多的文章，更是为了审视权力的根本目的：权力究竟应当如何使用。权力若得不到有效约束，容易将公有的资源私有化，最终的区别在于背后那份蛋糕的大小。